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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民营企业经济纠纷与内部治理矛盾的交织，职务侵占罪已成为企业员工刑事风险的高发领域。本文汇总人民法院案例库截止目前发布的26个参考案例，整理裁判要旨，以期为刑事辩护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

　　被告人挂靠建筑劳务公司承揽劳务工程，接受被挂靠公司的职务任命，以被挂靠公司名义从工程发包方处领取施工所需材料，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将领用的部分施工材料私自变卖的，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1.对于在国家出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单位财物的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身份认定，准确选择适用的罪名：（1）未经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担任相应职务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单位财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2）经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担任相应职务的，主体身份发生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转变。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单位财物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2.在国家出资企业工作的人员，经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担任相应职务前后，主体身份发生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转变。其在不同时间段，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单位财物的行为，分别构成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应当予以数罪并罚。

　　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对象及犯罪手段是区分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的关键之一。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诈骗罪侵犯的是相对方的财物。对方基于行为人的身份而合理相信其有销售代理权，进而购买商品、服务行为系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故所支付的钱款应当认定为公司、企业的财产。行为人利用其负责管理公司、企业日常工作及暂管公章的职务便利侵占上述财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

　　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超越职权范围，以欺诈方式从客户处收取货款并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持卡人与银行系存款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对持卡人与使用人是否为同一人没有实质审查义务。单位将钱款存入行为人名下的银行卡，实际赋予了行为人为单位利益管理该银行卡、保管卡内钱款的职权。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保管银行卡内钱款的便利，通过挂失、补卡等行为将单位钱款取出自用，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1.对于私募基金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截留私募基金财产的案件，应当区分为投资人利益开展的正常投资与为个人利益实施的不正当交易，以准确认定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便利，截留本属于私募基金的利润归个人所有，系侵占私募基金管理人代为管理的资金，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2.办理相关案件，应当全面收集和审查投资人合同授权、私募基金管理人对行为人下达的交易指令、市场上同类交易正常交易流程、行为人向单位上报的交易数据、涉案资金最终流向等证据，以查明行为人究竟是开展符合合同约定的正常投资交易还是通过开展不正当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根据上述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来源，可以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分为正式职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等。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关键在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管理、使用、运输中的其他单位财产和私人财产）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非行为人在单位中的“身份”。单位正式职工非法占有单位财物，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的，依法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单位非正式职工，包括临时聘用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也构成职务侵占罪。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不能以其是正式职工、合同工还是临时工为划分标准，而应当从其所在的岗位和所担负的工作上看其有无主管、管理或者经手单位财物的职责，是否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单位所有或管理、使用、运输中的财物。因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并没有对单位工作人员种类作出限制，并未将临时工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之外。也就是说，只要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就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均为单位职工，在工作勤勉廉洁义务要求上并无本质区别。

　　准确认定单位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应包括“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基于此，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理解为单位人员利用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所谓主管，一般是指对单位财物有调拨、安排、使用、决定的权力。所谓管理，是指具有决定、办理、处置某一事务的权力，并由此权力而对人事、财物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所谓经手，应是指因工作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单位的财物，包括因工作需要合法持有单位财物的便利，而不包括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容易接近单位财物等方便条件。综上，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必须直接基于行为人的职责而产生，这是刑法对特定主体实施侵犯单位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单独评价的基本依据，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主要要看该便利条件是否直接为其工作职责内容所包括。具体而言，利用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都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职务侵占罪的犯罪金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侵占单位财物的金额作为犯罪金额，依法不扣除为完成犯罪支付的成本。

　　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合同书，接受保险公司的培训与管理，根据保险公司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以保险公司的名义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并收取佣金。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在实质上符合事实劳动关系。保险代理人在一定时期内实际履行着单位职责，承担着与保险公司业务员相同的工作任务，具有保险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的职务便利，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

　　1.职务侵占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是指本人职权范围内，或者因执行职务而产生主管、经手、管理单位资金或者客户资金的权力。本人职权范围，既包括其日常岗位所具有的职权，也包括由单位负责的主管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临时授予的职权，只要是因执行职务而产生的主管、经手、管理单位资金的权力即可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2.职务侵占罪中的“本单位的资金”，既可以是本单位的原有资金，也可以是应当交付给本单位的客户资金。对于单位的应收款项、可得利益等，虽然尚未进入单位账户或者由单位实际控制，仍属于单位的财物。

　　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条件，虚构加盟商的名义从单位订购产品，享受加盟商的价格优惠，再私自加价销售给非加盟商，侵吞差额利润，因公司销售给包括员工、非加盟商的价格高于加盟商的价格，故从中牟取的利益属于单位财物，而非行为人劳动所得，职务行为与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构成职务侵占罪。

　　对于民事经济纠纷与刑事案件之间的区分要着重进行实质化审查，避免形式化入罪。以本案为例，股东对个人企业独立经营的经济收入具有支配权，不宜作为新设立合资公司的财产对待，故不存在职务侵占行为。

　　在土地征收、旧村改造等过程中出现村干部以权谋私、“侵吞公款”的情况时，对村干部行为的定性应当着重考量行为人行为的时间节点。实施犯罪行为时，若协助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等工作已经完成时，其便不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犯罪利用的是村干部管理村集体事务的职务便利，此时共同私分村集体财产的，应以职务侵占罪处罚。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村干部也可能成为“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也可能成为贪污罪，对此要仔细辨别行为时间节点、职权属性、涉案财产性质、占有目的等，区分是否涉及特定公务，综合评价行为构成贪污罪还是职务侵占罪。

　　相对于普通侵占罪、盗窃罪而言，职务侵占罪是一种特殊的占有型财产犯罪，其特殊性在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求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行为上要求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由于职务侵占行为的手段通常就是窃取，很容易会和盗窃罪发生混淆。因被告人能顺利盗卖财产是因为职务便利这一特殊原因，应当按照职务侵占罪来定罪处罚。

　　涉案财物的权属存在争议，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该财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单位的，不能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

　　项目公司登记股东与其委托代理人开办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没有继续向该项目投资，也没有参与该项目的融资建设和管理，而是收回部分投资，并继续向委托代理人追讨股权转让款的，应当认定该登记股东与其委托代理人的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关系。委托代理人接管项目后，没有要求登记股东继续投资、承担融资建设风险或向其支付报酬，而是用自己实际控制的企业参与融资建设并自行承担风险的，应当认定委托代理人为项目公司的实际股东。登记股东与委托代理人已由最初职务委任关系转化为平等主体关系，登记股东出具的授权性文件仅是应对公司股东名实不符的权宜之举，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实际股东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及实际履行情况要求登记股东出具授权书授权其代为签署合同、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股权过户登记文件，是行使合同履行请求权的行为，虽有不规范之处，但可排除犯罪目的，不应认定为伪造股权转让文件。实际股东在项目建设达到转让条件后，经过股东会决议和审计，将项目与案外人的项目进行股权置换，是行使股东权的行为，不是职务侵占，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窃取非国有单位财物的行为，虽同时符合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因窃取型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系交叉式法条竞合关系，且不法程度存在差异，应遵循“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处理原则，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窃取非国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利用工作便利实施窃取非国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具体到本案中，张某作为公司仓储部主管对于公司相关仓库及仓储货品具有管理和经手的职责，虽其本人并无对外销售和处置货品的权限，但这与其管理和经手货品的职权并无矛盾，且窃取型职务侵占行为即使不具有对外销售或处置货物的权力亦不影响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认定。换言之，管理和经手的内涵并非一定要包含对外处置或销售的权能，其多次、长时间实施窃取行为之所以一直未被公司发觉，最后亦是因其本人向公司汇报库存货品数量不符，方才案发，恰是因其具有经手、管理的权限，而非仅仅是工作便利，故该案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在实际股东仅有法定代表人一人、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主观上难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并未侵犯其他挂名股东的权益，故形成财产混同的相应数额不应计算在职务侵占的数额内，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1.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与认定问题。盗窃罪的实质是违背权利人的意愿“打破占有”并“建立非法占有”，即被害人自始不同意财产的转移。

　　2.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实质是行为人基于工作职责能够占用、处分本单位财物。在代表单位处理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应交单位的财物据为己有的，属于职务侵占。

　　刑法第382条第2款对于“以贪污论”的情形规定了相应的限定条件，即该款规定的犯罪主体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职权性质为该类人员在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上有一定的职权，履行相应的职务。其犯罪行为必须是在管理、经营国有财产过程中利用相应的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方能以贪污论。

　　受国家机关聘任、委派的，只有“从事公务”的人员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从事公务”包括对国有财产的管理和经营。被告人受聘负责收取国家规费、开票并将钱款缴存上门收款的银行工作人员的，其所收取的款项虽为国家规费，但其对该款项不具有管理、经营等职务，不属于受委派、聘任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被告人在收取国家规费的过程中，利用工作便利，侵吞国家财产数额较大的，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对其定罪处罚。

　　1.直播平台上，观众打赏与否并不影响其观看直播的内容，作为接受方的直播平台并未对此提供合理的对价，观众的打赏行为应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

　　2.涉案赃款用于直播平台打赏能否追缴发还。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赠与行为，用涉案赃款赠与并非自有合法财产，应当予以追缴，维护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

　　新法减轻主刑并增加附加刑时，应以主刑作为判断刑罚轻重的标准，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整体适用轻法即新法。

　　被告人利用代理公司业务的职务之便将依据合法、有效的合同取得的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被告人虞某强是本单位金某公司专门负责原材料采购的副总经理，有权直接代表公司购进生产原材料。虞某强于2005年1月再次以公司名义从巨某锦纶厂订购38吨己内酰胺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及有权代理，依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之规定，被告人虞某强在职务范围内与相对人签订的上述订购38吨己内酰胺的（口头）合同业已成立，且系有效、合法的买卖合同。38吨己内酰胺的所有权从锦纶厂交货之时起转移给金某公司所有。因而，后来为虞某强所支配并擅自处置的35吨己内酰胺及最后变现的702000元人民币，均是金某公司依法所有的财物，虞某强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其中444310元货款，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物所有权。

　　2.被告人虞某强擅自支配35吨货物并占有其变现后的部分金钱，是利用了其代理公司业务的职务之便。

　　掩饰、隐瞒行为人在事前与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承诺事后将为犯罪分子销赃，这对与其形成共犯关系的上游犯罪的实行行为人起到很大的鼓励、帮助作用，对最终的犯罪结果发生具有很强的原因力，因而其所实施的掩饰、隐瞒行为就构成了上游共同犯罪的一部分，不再评价为掩饰、隐瞒犯罪的实行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可以根据行为人实际所起的地位、作用认定。

　　股份属于股东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侵占他人股份的行为构成财产犯罪。股权属于股东个人财产而非公司财产，公司职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股权的行为通常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但如果侵占股权后进一步侵占公司财产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侵占其他股东的股权使自己的股份比例得以增加，进而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然后就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如通过董事会、股东会会议作出违背公司利益的决议，将公司利益向自己转移。故其侵占股权的行为属于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的一部分，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行为。

　　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可能触犯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罪名。只要行为人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系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无论其采取的是侵吞、窃取手段，还是骗取等手段，均不影响该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判断行为人侵占单位财产的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其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等时的便利条件。

　　职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职务侵占罪的立案追诉标准：3万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5月15日施行）第76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职务侵占罪的量刑分为几档：数额较大：6万元以上不足100万元，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100万元以上，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目前没有明确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年3月1日施行）新增了职务侵占罪的第三档法定刑，并增设了罚金刑。但是针对该第三档刑期的数额标准一直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有人建议可以参照《解释》关于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5倍执行，即1500万元，与第二档刑期“数额巨大”标准的确定逻辑一致。然而现在看来这与市场主体同等司法保护的原则相违背。最近北京出台的《量刑实施细则》中将此标准明确为6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新版《量刑实施细则》中直接将职务侵占罪三档标准明确为3万、20万、300万元，希望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标准，避免各地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同判的现象。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

　　1．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按职务侵占数额对应的刑罚幅度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1）职务侵占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三个月拘役至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职务侵占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3）职务侵占数额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的，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1）按照犯罪数额巨大与数额较大之差，除以数额较大的法定最高刑与量刑起点之差，计算犯罪数额对应增加的刑罚量。（2）按照数额特别巨大与数额巨大之差，除以数额巨大的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之差，计算犯罪数额对应增加的刑罚量。（3）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同时具有两种以上情形的，累计不得超过基准刑的100％：（1）职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款物的；（2）职务侵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3）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恶劣的；（4）多次职务侵占的；（5）在企业改制、破产、重组过程中进行职务侵占的；（6）为违法犯罪而实施职务侵占或者将职务侵占的财物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依法应当数罪并罚的除外；（7）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8）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4．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根据职务侵占的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一般并处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

　　5．构成职务侵占罪的，综合考虑职务侵占的数额、手段、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1）职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款物的；（2）职务侵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款物或者募捐款物的；（3）为违法犯罪而实施职务侵占或者将职务侵占的财物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4）挥霍赃款赃物，致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无法挽回的；（5）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6）拒不退赃退赔的；（7）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如果公司的高管把公司的业务用自己的公司跟项目公司去签。并且。并且用其所任职的公司的公章与项目公司签订解除协议，这样就变成了自己的业务。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职务侵占？